抗血管生成是肺癌治疗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肺癌的一线、二线及二线以上都能看到抗血管生成药物的身影。那像安罗替尼、阿帕替尼这类抗血管生成药是不是耐药可逆，如果第一次使用时效果很好，以后是不是还可以再尝试？另外，长时间使用抗血管生成药是否会对血管造成严重损伤？目前安罗替尼、阿帕替尼、贝伐珠单抗是常用的3类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前两者为口服药物，贝伐珠单抗为静脉输注。如果患者在初次使用时就有比较好的效果，后续可以继续应用，因为目前安罗替尼、阿帕替尼都是协助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而肿瘤的新生血管生成是时刻存在的。
治疗慢粒白血病的靶向药物目前有一代药物伊马替尼，二代药物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通过用药，大约有一半的患者能够达到深度缓解，而这些深度缓解的患者中，有一半左右的病人可以实现停药，也就是所谓的临床治愈效果。而治疗慢粒白血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慢粒患者需要长期服用靶向药物控制病情，但用药费用相对较高，长期下来难以为继。停药问题，从始至终一直困扰着慢粒白血病患者。那么使用靶向药物多长时间可以停药呢?
对于妇科肿瘤,手术和放、化疗治疗可以治愈大多数的早期患者,但不能挽救处于晚期的患者生命。随着分子靶向药物成功用于肺癌、结肠直肠癌和乳腺癌等肿瘤的临床治疗,针对妇科肿瘤的分子靶向药物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是妇科最常见的三类肿瘤,分子靶向治疗将为这些肿瘤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晚期肺鳞癌患者的治疗方案较少，一线给予含铂双药（卡铂顺铂），二线给予多西他赛或者厄洛替尼（特罗凯）。但是随着免疫治疗药物的兴起，晚期鳞癌的全身治疗已形成了PD-1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等多重手段，小部分晚期肺鳞癌患者可以实现长达5年的生存期。下面就来看一下有哪些靶向药物可用于晚期肺鳞癌的治疗。
靶向治疗已经成为目前肿瘤治疗的一大选择，其中EGFR（表皮生长因子）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通过服用靶向药物TKI（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以有效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常见的EGFR-TKI包括吉非替尼（易瑞沙）、厄洛替尼（特罗凯）、埃克替尼（凯美纳）、阿法替尼（吉泰瑞）、奥希替尼（泰瑞沙）等。此类EGFR-TKI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即为皮肤不良反应，包括痤疮样皮疹、皮肤干燥、瘙痒、甲沟炎、毛发异常等，最常见的为痤疮样皮疹和甲沟炎。
对于晚期甲状腺髓样癌（MTC），通常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随着对肿瘤发生、发展和转移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深入研究，靶向药物逐渐用于MTC的治疗探索，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2015年美国甲状腺协会（ATA）基于MTC文献重新进行系统回顾，对第1版MTC 的诊断和治疗指南进行了修订。根据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有明显的肿瘤病灶、症状明显或进展性转移性病灶的MTC患者，靶向抑制RET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VEGFR）的TKI治疗被认为是有效的全身治疗手段。
近几年，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白血病的发病率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白血病的治疗。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靶向药物的研发及移植技术的进步，目前白血病尤其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不再是不可治的绝症。得了急性白血病，前期的规范化诊断非常关键、包括形态学、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流式细胞学等相关检查，完备的检查是诊断以及评估病情以及为临床医生制定化疗方案的关键依据。
针对肾癌晚期患者的治疗，我们在选择靶向药物时，需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循证医学证据，例如临床研究显示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客观缓解率（ORR）等；第二，药物安全性。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药品的上市注册性研究大多基于随机对照试验（RCT），其纳入/排除标准、方案的制定均较为严格，不能完全外推至临床实际应用。因此，真实世界研究的数据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RCT的缺陷。第三，就是药物经济学问题。国内靶向药物的临床应用已有十余年。在细胞因子时代，晚期肾癌的治疗缓解率低，患者OS仅在13个月左右，靶向药物的出现使得这部分患者的生存期得到显著延长。
由于我们对肝癌驱动基因突变理解的不断深入，以及靶向药物和肿瘤免疫治疗的异军突起，精准医学理念在肝胆外科逐渐深入人心，其进步日渐显示出潜在价值。精准医学在肝胆肿瘤的治疗上，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选择。从长远来看，精准医学的发展将会成为肝胆外科，特别是肝胆肿瘤外科学科发展的动力。我们认为，未来肝癌的治疗思路应该集中在精准医学如何在肝胆外科临床转化。肝胆外科医生尤其应该关注以下三点：
在治疗肺癌时，应尊崇医生的医嘱，定期的随访，按时规律的随访，还需要做各种各样在治疗过程中应当做的监测，包括对药物毒性的监测，比如吃这个药会不会影响肝功能，对疗效的监测，如果药物疗效不好，需再做活检，看是否符合更新一代的药物。总结肺癌治疗的过程，是一个从诊断到治疗到评估、再评估、再治疗的过程。
